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是采用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徒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书形式。它产生并流行于苏州及江、浙、沪一带。评弹的历史悠久,清乾隆时期已颇流行。最著名的艺人有王周士,他曾为乾隆皇帝演唱过。嘉庆、道光年间有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陆瑞廷四大名家。咸丰、同治年间又有马如飞、赵湘舟、王石泉等,之后名家流派纷呈,使苏州评弹艺术历经200余年至今不衰。

2008年,苏州评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苏州评话

苏州评话源于宋代说话伎艺。清代剧作家李玉的《清忠谱》第2折《书闹》中,描述了明末清初苏州说书中演说《岳传》的情景,有表,有白,有类似赋赞的韵文,和苏州评话相同。明末清初的著名评话艺人柳敬亭,曾在苏州及其附近一带说书,与苏州评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清代中叶,苏州评话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社。在咸丰、同治年间,出现了说《水浒》的姚士章等评话名家。

苏州弹词

“弹词”一词,始见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其中记载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陈汝衡《弹词溯源和它的艺术形式》(1983年)一文认为是“远出陶真,近源词话”。关于“陶真”,《西湖游览志余》记:“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1952年)考证:“陶真和弹词同是用七言诗赞的讲唱文学,两者只有名称差异。”他认为,“就历史的发展说,元明的陶真是弹词的前身,而明清的弹词又是陶真的绵延,两者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清代初年,随着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弹词在苏州已经盛行。康熙末年定居于苏州的浙江吴兴人董说在他的《西游补》小说中,就描写了盲女弹词使用苏州方言演出的情况。至乾隆年间,关于苏州弹词形成的记载日益增多。知名的代表人物有外号“紫癞痢”的王周士。王周士擅唱《游龙传》,吸收昆曲、吴歌的声腔,滩簧的表演,以单档起“十门角色”而闻名。清《吴县志》记载,乾隆南巡,在苏州行宫召王周士御前弹唱,赐七品冠带,随驾回京。当时的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钞·赠说书紫癞痢》中对其说书的“噱”、“说”、“弹”、“唱”因素都作了评价:“恃滑稽一尺口”,“但闻喷饭轰满堂”;“妙拨丝擅说书”,“自演俚词弹脱手”;“优孟能会故相生”,“绝技俳优侍至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王周士于苏州宫巷第一天门创立包括评话艺人在内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以示评弹艺术“光前裕后”之意。他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自己说书艺术经验的《书品》和《书忌》,被后来的弹词艺人奉为说书的信条。

嘉庆时(1796--1820年),苏州弹词迅速发展,此时刻印传世的书目有《三笑》、《倭袍》、《义妖传》、《双金锭》等;知名的弹词艺人增多,弹词发展史上的“前四名家”(具体说法不一)即于此时出现。他们发展了王周士的书艺,丰富了上演书目,创造了流派唱腔,拓宽了技巧思路,奠定了今天苏州弹词的基本形式。

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年),苏州出现的女子弹词以常熟人为多数,弹唱的开篇、书目、曲调和当时流传的大体相同,但多数不会说唱整部,只会说“书中的一段”。苏州弹词艺人马如飞在开篇《阴盛阳衰》中有较为具体的反映:“苏州花样年年换,书场都用女先生”。王|《瀛孺杂志》记当时弹词女子弹唱“其声如百转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远,犹觉余音绕梁”,因而“每一登场,满座倾倒”。

民国时期,苏州弹词的从艺人员激增。据民国16年(1927年)统计,当时光裕社拥有社员200人,而未人光裕社的艺人有近2000人,艺术竞争十分激烈。表现在书目上求新,唱腔上创新,表演上革新,演出场所上要标新。

这一时期涌现的弹词新书目有《杨乃武》、《秋海棠》、《啼笑姻缘》等。艺人所创新腔有:魏钰卿的[魏调],杨筱亭、杨仁麟父子的[小杨调],夏荷生的[夏调],周玉泉的[周调],徐云志的[徐调],祁莲芳的[祁调],蒋月泉的[蒋调],薛筱卿的[薛调],张鉴庭的[张调]等等,流派纷呈。这一时期弹词的演出形式,也起了很大变化。随着女子弹词的重新兴起,双档已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又出现了三个档、四个档的演出。此时供苏州评弹演出的场所很多,装潢华丽、场子宽大的称“新式书场”,在游艺场占一席之地的称"游艺书场",每场演出两档弹词、一档评话的称“花色书场”,由商业电台播放评弹的称“空中书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参加登记的苏州弹词艺人有600人,其中苏州市区480人。登记后,这些艺人分别参加了各地评弹演出团体,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对书目、唱腔等作艺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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